对于熟谙法教义学方法，并习惯于在层次分明、理路井然的法体系中思考的德国人而言，对新兴民营化现实的法学处理，首先就要借助概念设定、类型归纳。
究竟何去何从？这不但关乎宪法权威的维系，而且挑战宪法学人的智识。[4]运动释放出巨大的政治张力，亟待通过宪法变迁予以吸收。
到了20世纪中叶，美国的共和制度面临一系列问题。[10]兰代尔的法律观是去历史化的。为此，他不惜在案例书中删除那些与逻辑原则相抵触的案件，并且抽离案件的历史背景。总之，社会运动与宪法变迁的关系问题，深深卷入了法学界的史观之争。按照埃斯克里奇的标准，著名的罗诉韦德案[59]就过分受到了女权运动的影响，逾越了法政之间的分界线。
倾向保守的共和党为了胜选，拉拢持枪权运动，将持枪自由纳入核心政治议程。共和国并非生长在真空中，而是必须抵御内外敌人。在我国，存在着两种委员会的行政机关。
在法解释上，食品不安全的结论可引起法定的效果，但在评估结果为安全时，就只是监管的科学依据。从这一侧面也可以看出，制定标准是带有政策性的行政管理行为。针对偶发性事故，一般通过限时法设置临时的调查委员会。[32]这一做法与美国相似。
《国家行政组织法》第8条（审议会等）规定：第三条的国家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所辖事务范围内，根据法律或政令的规定，为了对重要事项进行调查审议、不服审查、以及其他适合由富有学识经验者等的合议处理的事务，可设置合议制机关。委员会和厅作为外局设于省之下。
故而，它并不是对外行使职权，以制定标准、实施处分等方式对私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行政机关。1983年，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在其出版的《联邦政府中的风险评估：过程化管理》一书中提出，规制活动建立在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这两个有区别的因素之上。由其他具有专业技术性的行政机关来实施环境影响评价，更符合设置环评的目的。但应当说，各领域的发展参差不齐，亟待总结有益经验，打造出一个原理精当、组织适当、制度完备、手段充分的风险行政法，以回应风险规制的基本要求。
[18]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讲，规划的制定过程公众参与已必不可少，保密的需求一般不高。第二，风险还具有社会性或人为性。这些较成熟领域的经验总结或可成为风险行政组织法的理论基础，指导其他尚处起步阶段的制度设计。专家委员会根据评估需要设置专门工作组，具体负责不同专业领域的风险评估工作。
[45] 在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层面对事故调查的机构鲜有要求。为了纠正这种状况，有必要重视组织构成的手段，不能赋予一个组织两种相反的功能。
2003年7月，消费安全局从农林水产省的生产局独立出来，剥离了产业振兴的功能，而专门负责安全的规制和监督。为此，设置了全日本空输机碰撞事故调查委员会，其调查报告指出，有必要常设独立的事故调查委员会，并配备有充足规模的强有力的事务局，进行事故调查相关技术的日常调查研究。
[41] 2．事故的独立调查机构 历史告诉我们，无论如何实施风险规制，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事故。[26][日]山本隆司「リスク行政の手続法構造」城山英明、山本隆司編『環境と生命』（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21頁参照。对风险的预防和控制又会产生新的风险。为了解决问题，分解并建构适当的程序和组织，将风险问题分阶段解决是适当的。这里有消费者代表的委员。[24][日]岩渕豊「食品安全基本法」ジュリスト1251号（2003年9月）16頁。
基于疯牛病事件的教训，日本于2003年制定了《食品安全基本法》，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明确区分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由食品安全委员会实施一元化的风险评估，而由厚生劳动省和农林水产省等其他行政机关进行风险管理。[22] 三、风险评估机关的设置与构造 风险行政法组织构造的一大特色就在于设置专门的风险评估机关。
其他行政组织更多地体现为程序法上的参与，参与者和行政机关仍之间仍属于外部的行政法律关系，参与者仍然是外在于行政机关的主体。（一）风险行政组织的一体模式与分离模式 在风险行政中，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是两项基本职能，风险沟通往往由风险评估或风险管理机关来承担。
不同的专家可能会就某一风险有不同的认识，可能注意到被其他专家忽视的潜在风险。核能委员会的规则要想既不妨碍产业的发展而又要确保公众的卫生和安全，是极难实现的。
为此，为了完善消费者事故调查的体制，可设立消费者事故等调查机关。[4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虽然也规定了类似的审查过程，但分工并不清晰，尚有待明确。「東京電力福島原子力発電所事故調査委員会報告書」（2012年7月5日），21-22頁参照。[39]参见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页。
其中，专家被认为掌握科学真理，一般公众则相对无知，两者之间需要单方性的灌输式交流，由专家提供公众容易理解的知识信息。行政组织法虽然强调行政的统一性和阶层性，但也存在独立行政机关，亦即可独立行使权限的行政机关，其目的在于确保这种机关行使权限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当然，对于常设性的调查机构，除了特定事故的调查之外，还要展开相关的事故预防研究。原先对于一次性产品的生产，其产业振兴和食品安全均由农林水产省管辖。
规制者与企业、私人等处于一个三方的行政法律关系之中，更多地属于利害调整型行政法的范畴。[35][英]伊丽莎白•费雪：《风险规制与行政宪政主义》，沈岿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页。
先进者看似已将技术风险转移出去，但危害却最终会毫厘不爽地反射到自身。当然，风险评估机关要想真正独立于监管机关，还需要配备自己的研究机构，否则只能在风险管理机关提供的资料信息甚至判断的基础上展开评估。风险区别于危险，就在于风险缘起于社会自身，而非自然。1946年，美国设立了核能委员会，负责推进核能事业，并确保安全。
[21][日]下村英嗣「科学的不確実性下におけるリスク考慮に関する行政裁量——リスク評価とリスク管理の融合と分離」修道法学31卷2号（2009年2月）114-115頁参照。（一）产业振兴与安全管理的职能分离 在风险规制的三方行政法律关系中，规制机关、企业和第三者私人的相互独立性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在事前切断特定两者之间的关系。
参见[日]盐野宏：《行政组织法》，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另一方面，国家也要尊重企业的经营自由，而不能过度规制。
[29]对此有学者批评认为，食品安全委员会以最优先保护国民健康为基本理念，却连一名消费者代表也没有选出。[46]参见《国务院关于设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的通知》（国发[2010]6号）。
